第二天早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外公接到小封报告后连连讲：“好，好”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据水静回忆，与外公相会后，外婆在庐山度过的第二个晚上是她陪同的。她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

　　水静先是想办法从外婆手里拿回外公的安眠药，完成了主席交代的任务。随后，外婆就和她谈起往事，从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说了一夜。

　　外婆非常留恋在瑞金中央苏区的那段时光。外公“靠边站”了，外婆闹过一次大病。外公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事小事都跟她聊。经历磨难后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何况还有可爱的儿子毛毛给他们带来快乐。

　　长征后离开瑞金到延安，担任党内更重要领导职务的外公更忙了。延安虽小，但充满感召力，中外有识之士纷至沓来，还来了很多洋学生。外婆整天不知道外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外婆苦恼极了。

　　外婆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外婆开始认真思考起来：自己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外婆28岁，她还年轻啊。

　　外婆的打算本是去有国内最先进医院的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然而“八·一三”日本攻打上海的炮火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正巧有人刚从苏联回国，外婆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一是治伤，二是学习，三是调养一下身子———多年戎马生涯让她落下一身的病痛，何况自己生孩子都生怕了。

　　外婆告诉水静：在苏联听说主席重新结婚了，她始终将信将疑。外婆认为自己和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她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了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因为爱他，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去苏联的。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外婆向水静诉说了一夜。兴奋的她没有注意到：水静已经坚持不住，打起了瞌睡———自从接到外公任务，她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了。屋子里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床上坐着，回忆着，感叹着，直到月亮隐去，东方发亮。

　　外婆已经盘算好了，明天再见到外公，一定把自己要求工作的事好好谈一谈。还有许多许多，几夜也说不完的话题。她期待着第二次见面。第二天到了，外婆却被水静送下了山，再没能与外公见上一面。当然这是外公的安排。

　　事后，曾志急切地找到外公，询问相会的情况。外公再次低沉地说：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是出乎曾志意料的。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外婆相会后，心情怅然的外公酬谢为此出力的女同志，又在美庐请她们吃过一次饭，水静当然包括在内。那天上午，忙于庐山会议会务的她刚想休息一下，带孩子上街买东西，就被告知有急事：一八○来电话，毛主席找你……外公见到曾志、朱旦华和水静后，笑着说：今天请三位吃顿便饭，不要客气。

　　所谓便饭，上了六个盘子：红烧五花肉、油煎小鱼之外，就是庐山上的一些特产青菜。外公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还轮番为客人夹菜，始终非常客气。水静记得饭后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外公和曾志谈起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往事，还和自己拉了一些家常。水静不记得外公提过庐山相会的事，大家都把它默默放在心里，三位女同志几十年后才讲出来，外公1959年后则再没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