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捕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颧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口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用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题记：这是篇带考辨性的游记，其中固然有以生动的比喻、形象的拟、亲身的感受写景状物；同时还有在此基础上生发而出的雄辩的驳论，透辟的说理。全文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很能代表苏轼散文文、情、理并茂的特点。

　　作者在文中强调耳闻目见进行实地考察的重要，反对主观臆断，草率盲从，这是科学的、重调查研究的态度。但是也流露出封建士大夫沾沾自喜于一得之见（也表现在他对渔工舟师师的轻视上）的弊病。后人也有以山上有洞，形如覆钟非议他的。如清俞樾在《春在堂随笔》卷七中记载他的亲家彭雪琴侍郎曾“语余云：湖口县钟山有二，一在城西，滨鄱阳湖，曰上钟山，一在城东，临大江曰下钟山，下钟山即东坡作记外。……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蜒如龙，峭壁上皆枯蛤粘著，宛然鳞甲。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层，则昏黑不可辨，烛而登，其地平坦，气亦温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积尺许。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复广，可容三人坐，壁上镌‘丹房’二字，且多小诗，语皆可喜……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上钟山亦中空，此两山皆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东坡当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早在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罗洪先生在《念庵罗先生文集》卷五《石钟山记》中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他们于冬春江水下落时，进山调查，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苏轼在农历六月，江水上涨、山门被淹时探山，未能进山深入考察，结论难免片面。尽管如此，他的《石钟山记》仍不失不为一篇景、情、理俱佳的杰作。

题解:

此文作于宋神元丰七年（1084），记游石钟山情况及由探讨此山名称来历引起感想。是年三月作者奉诏由黄州移贬汝州（今河南临汝），六月乘舟赴任；时其子苏迈同舟赴任饶州德兴（今属江西），因同游石钟山，并作此记。石钟山在湖口县鄱阳湖东岸，分上钟山、下钟山。

赏析一"

《石钟山记》是苏轼的代表文章之一,并不算太长的文字简洁,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直接的言语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豪放的苏轼.
《水经》上说:"鄱阳湖的湖口,有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山下靠近很深的湖水,清风掀起波浪,水浪撞击石头,发出来的声音像敲击大钟,到了唐朝的李渤才探究它的原地,在水潭附近找到了两块石头,敲击石倾听声音浑重模糊,北边那块石头发出的声音清脆响亮,鼓槌的敲击停止了,声音却还在传播,余音慢慢消失,所以以此作为石钟山命名的由来."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 ""余尤疑之.石铿然有声音,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文章的一开始,苏轼就对郦道元的说法及李渤探究的怀疑.然而只是说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才会有苏轼夜访石钟山的经历.
"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林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迹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短短数说又何读者展现了一个神秘,幽邃的石钟山夜景,也难怪舟人会"大恐"了.不过作者很快便道破了原由."山下皆石穴罅,不知深浅".微波冲入石穴中,水的波荡,波浪相激发出的声音,而"与何之噌吰者相应的"就是屹立在水流中,中空而多窟的大石头中进进出出的风浪如同音乐一样发出的,可见作者亲眼所见之后确实效果卓著了,也就难怪苏轼会理直气壮地问:"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一句"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也流露出自己对官场中人的不满之意.由此可见,一个人的世事经历会对一个人的言行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就连苏轼这一位名垂千古的大文豪好像也不例外.全文最后那句颇具嘲讽意味的:"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表述出自己通过实地考察后发表一番议论,认为凡事不能臆断.
其实后来有人提出说人们早在苏轼,郦道元,李渤之前是由当地百姓命名这座山的,而他们何曾像苏轼"夜访"过,又有苏轼那样博学而去探寻得如此深奥呢 不过不管"夜访"而来的命名由来是否真实,不管言语是否够直接,文章所要表达的凡事不可臆断却是以对后人有所启发和影响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再加上使人受益匪浅的深刻寓理,《石钟山记》能流传至今而被人们所欣赏,赞颂自然不足为怪了.

赏析二:

历来的评论家论此文皆跳不出石钟山这个框框，认为苏轼真的在探求石钟山得名的真正原因。其实，作者是借石钟山来表达一种不平之情。

苏轼作文是不拘泥于史实的。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文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大家知道《石钟山记》写于苏轼从黄州移官汝州期间，从黄州到汝州，本不必经过石钟山，但苏轼以送儿子为借口，专程来到石钟山，因为他心中有所郁结，想到石钟山来消解。苏轼是反对新法的，被御史李定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抓住苏轼的几首小诗，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给苏轼安上一个“讽刺新法”的罪名，多次上表弹劾苏轼。于是，苏轼被捕入狱，受审四十多天，家也被抄。好在宋神宗不想杀苏轼，加上他人的多方营救，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贬官黄州，对苏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思想变得深刻了，文学创作由此进入高峰期。《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皆作于此时。《石钟山记》就是他这个时期心灵轨迹的一个展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表面看是对随从李渤的嘲笑，实际上是对以李定为代表的欲置苏轼于死地的迫害狂们的诘责。在苏轼看来，所谓的写诗讽刺新法，纯属主观臆断，仅仅根据二首小诗，就断定一个忠于朝廷的臣子有叛逆行为，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吧。这与“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有什么区别呢?

令读者佩服的是，苏轼写《石钟山记》目的不是申冤，而是嘲笑陋者，他蔑视李定那班小人。苏轼是非常旷达的，也是不屈不挠的，正如他在《定风波》所表达的那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有苏轼这样心胸的人是不多的，这就是苏轼的魅力。曾涤生说：“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皆有洞，可客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乃知钟山以形容之，非以声音之，道元、子瞻皆失事实也。”（《求阙斋读书录》卷九）此乃胶柱鼓瑟的迂腐之论。苏轼写《石钟山记》难道是为了考古吗?他是一个聪明的文人，一代奇才，自有自己的表达情绪的方式。不知此，不能读懂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