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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奇秀苍润的山体,飞流湍泻的瀑布,扑朔迷离的云雾,无疑具有激活人们的审美愉悦。庐山的山水风貌,既成为人类历史性格所赋予的美学载体,审美趣味的载体,又是滋养文化和荟萃文化的载体。庐山成为中国山水画的发祥地,中国山水画第一个被描绘的对象,历代《庐山图》在历史上的时空中,作为表达文人画的审美
趣味听向......展示出以艺术美深化自然美的典型。
先秦两汉绘画艺术中,孕育着自然山水的因子,但仍然只是人物画这一主流地位的背景和陪衬,从附庸的地位挣脱出来,进而形成为独立的山水画,则始自魏晋南北朝。山水画的形成和确立,是魏晋风度的渗透,崇尚自然的必然,文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感知。最典型地代表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发展变化的是东晋的顾恺之。
顾恺之是魏晋南北朝唯一有画迹传世的画家,又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著有画论的理论家,因而推至“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的极高地位。代表顾恺之绘画最高成就的是《洛神赋图》,这是一幅人物与山水合一的梦幻题材。尽管有些论者将《洛神赋图》视作中国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但严格来说,它不能算作完全独立的山水画,而顾恺之所创作的《庐山图》,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幅山水画。
顾恺之出身于江南显族,生长于山水秀丽的无锡,曾在大司马桓温的幕下做过参军,后官至散骑常侍,却不与政事,优游于长江沿岸山水名胜。夹江湖而飞峙,蕴灵性而奇崛的庐山,吸引着顾恺之,他遨游于奇峰秀水之中,对山水之美有格外的体味,将自我对山水审美经验转化、升华为山水画---《庐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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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庐山高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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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发展到明代,产生了一个突出特征——画派林立。明代中期,以苏州为中心,崛起了一个在野文人画派——吴门派,并成为明代中后期画坛主流。吴门画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代表,合称“明四家”。
“明四家”中,有“绘事为当代第一”的沈周和被称为“风流才子”的唐寅,曾以庐山为描绘对象,分别创作了《庐山高图》、《庐山图》。沈周是一位优裕的文人画家,而唐寅却是一位落魄的士人画家,虽然都是以庐山作为审美载体,却表现出不同的意味。
沈周的作品,多是描绘江南山水胜景,反映文人淡泊生活的情趣,寄托着高雅闲适的生活理想。真迹现藏于台北故官博物院的《庐山高图》,是其代表作,并极受后人推崇。
《庐山高图》为浅绛山水,纸本,纵193.8厘米,横98厘米,图中峰峦叠嶂,气势奇伟,飞瀑之下有一老叟伫立静观念。画面布局疏郎,厚重凝炼,宾主和谐团聚,浑然一体。此图创作于明成化丁亥年(公元1467年),是沈周为老师祝寿而作。吴门画家,大都是诗书画的全才,沈周无疑也体现出这一特色,他在 《庐山高图》的题诗气势恢宏,豪迈雄健:
庐山高,高乎哉! 郁然二百五十里之盘踞, 岌科二千三百丈之 , 谓即敷浅原。 培何敢争其雄? 西来天暂濯其足, 云霞旦夕吞吐乎春胸。 回崖沓嶂鬼手擘, 涧道千丈开鸿 , 瀑流淙淙泻不极, 雷埏殷地闻者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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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在沈周的心目中,是那样的奇崛,那样的巍峨,那样的高洁!值得提及的是,台湾以《庐山高图》画卷为图案,于1986年发行了“庐山高”一套4枚的邮票,以“四方连”的形式使此文化瑰宝再现光彩,再展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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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庐山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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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早年以科场案被黜,遂而颓放潦倒,而中年的一段幕僚生涯,亦使得他魂魄不定。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 年),唐寅应于王朱宸濠之聘,从苏州来到南昌,不久他窥控出宁王的谋反企图,深恐卷入严酷的政治旋涡,为摆脱困境而装疯,在大庭广众面前赤身裸体,宁王信以为真,放他而去心魄未定的唐寅,乘船经鄱阳湖返回故里,在途中登上了庐山。
逃脱出“鸟笼”的唐寅,放情于庐山的山水中,有感有悟,不免作诗作画。写了一首七律《登庐山》,“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诗中流露出的心境即是迷惑,郁闷。画了一幅画——《庐山图》。
真迹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庐山图》,为全景山水,表现的是庐山三峡桥(又称观音桥)一带的景观,画面峰岩嵯峨,古木惨淡,瀑泉湍泻,画风清刚俊逸,而意境却萧索苍冷。诗言志,画寓怀,画中的题诗令人品味:
匡庐山前三峡桥, 悬流溅扑鱼龙跳。 赢骖强策不肯度, 古木惨淡风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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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浩《匡庐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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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浩,字浩然,山西沁水人。他生于晚唐,主要活动在朱梁时代,博通经史,为一介儒生,因避动乱而隐居于太行山洪谷,因而自号洪谷子。以专画山水而自适的荆浩,自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
荆浩创作的山水画卷,据宋代《宣和画谱》记载,有22题,今存作品仅两幅:《雪山行旅图》,现藏于美国堪萨斯 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匡庐图》现藏于台北故官博物馆。其中,以《匡庐图》最为著名,显露以文采自然的笔墨抒写对自然生趣的体验,客观的拒绝中渗透着作者淡泊的主观情思。 《匡庐图》纵185厘米,横106.8厘米,整个画面笼罩着一片雄伟壮丽的氛围,同时交织空旷幽寂的意蕴,标志着山墨山水画的真正成熟。
《匡庐图》,典型地代表了荆浩的绘画风格和成就,亦典型地代表了五代山水画的创作成就。《匡庐图》山水章法,为全景布局,全景构图,图中山峰充溢着欲升之势,既挺耸又深远,既缥逸又俊秀,气势浩然,空间感强,“大山堂堂”的伟岸气概,憾人心魄。在整幅竖轴空间中,峰峦叠嶂,悬瀑萦圩,岚气缭绕,小桥横架,意态生动,意味盎然。山的形态,以线框勾示,岩石纹理,以短笔直皴,笔能细碎多变,笔墨功力,跃然图中。宋高宗在图中题有荆浩真迹神品“,并为历代鉴赏家珍爱。
荆浩生养于中国北方,隐居于太行山中,有人论述《匡庐图》并非是荆浩身临其境的审美感受,而是作者以北方的深山大岭加以丰富想象的产物。荆浩是否真正登上庐山,《匡庐图》是否是直观的审美观照,无关宏旨。可以肯定地说,庐山在荆浩的心灵中,具有崇高地位,他钦慕着这座被称为“神仙之庐”的名山,他向往着这座瀑泉飞流的大山。荆浩是一位避居山林的隐士,像陶渊明一样躬耕自给。庐山自古成为隐士归隐期盼的名山,陶渊明归隐庐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筑读书堂于庐山,“吾将此地巢云松”。对庐山,荆浩怎不心往神之?《匡庐图》中上款题诗,亦是丹青大师的心迹:
翠微深处墨轩楹, 绝磴悬崖瀑分明, 借我扁舟荡空碧, 壶春酒看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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