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的白鹿洞书院

南宋后期的白鹿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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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后期的白鹿洞书院

作者：未知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6-17

南宋后期的白鹿洞书院

1．南宋后期白鹿洞书院的发展

朱熹离去以后，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活动由于得到宋孝宗的特准，以及地方官员、绅士、学者们的多方支持，得以继续维持。除继任知军钱闻诗、朱端章外，朱熹同道好友张拭的门徒曹集，在继任南康知军后，继承了朱熹的事业，得到杨万里的赏识，并向朝廷举荐。江西提刑曾聘星子学者周耙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洞主）。“集朱子语录，以绍后学”，“其讲学至老不倦”（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星子学者郭元仁，绍熙二年（1191）解试。他“学行兼优，教人有法”，人称柳州先生。郭曾主白鹿洞书院讲席。杜升之于嘉泰间主白鹿洞书院讲席。

总之，这时由于朝廷“伪学”之禁的影响未完全消除。尤其到宁宗庆元年间所谓“庆元党禁”的影响，白鹿洞书院的发展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

“嘉定更化”后，白鹿洞书院有了新的发展，真正成为规模宏壮，影响巨大的大书院。

嘉定初，朱熹的高足弟子李蟠被聘为白鹿洞书院堂长，从建昌千里前往福建，向朱熹请教，后登绍熙元年（1190）进士。《宋史·李潘传》记载：“郡守请为白鹿洞书院堂长，学者之盛，他郡无比。”又有黄义勇者，字去私，江西临川人。曾从朱熹学于武夷精舍，亦曾

为白鹿洞书院堂长。与李蟠友善。

嘉定五年（1212），据《宋元学案》记载：朱熹门人刘熄作为国子司业奏告皇帝说：“宋兴，六经微旨，孔孟遗言，自朱某发明于千载之后，以事父则孝，以事君则忠，世之所谓道学也。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太学。”

嘉定十年（1217），朱熹的儿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他继承父志，继续修建白鹿洞书院，使朱熹初步建成的白鹿洞书院得以完成宏大的规模。据黄斡《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载：“嘉定十年，文公朱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来践世职，思所以扬休命，成先志，鸿工度材，缺者增之，为前贤之祠，寓宾之馆，阁东之斋，趋洞之路。狭者广之，为礼殿、为直舍、为门、为墉。已具而弊者新之，虽厄福之属不苟也。其规模宏壮，皆它郡学所不及，于康庐绝特之观甚称，于诸生讲肄之所甚宜。宣圣朝崇尚之风，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无憾矣！”复“招致尝从学先生而通其说者，使长其事讲授焉！”“斡顷从先生游，及观书院之始，后三十有八年，复睹书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复见，又喜贤侯之善继其志。”

嘉定十一年，朱熹弟子知军陈毖，又有增建，并率师生讲学洞中。其后黄斡人山与李播、陈毖等相与盘桓山间，“俯仰其师旧迹”，黄翰讲（乾坤二卦》于白鹿洞书院，“山南山北士子群集”。陈毖、胡泳等又将黄翰所留资金重建枕流桥。黄翰又建议胡泳接受聘请担任白鹿洞书院堂长，率领数十学子，讲学书院。

江西上饶人陈文蔚，亦曾讲学白鹿洞书院。据张伯行《陈克斋集序》记载：“先生杜门养老，屡聘不起，间以诗文自娱。晚年为部使者聘人白鹿洞书院，发明师训，辞和而旨切，学者闻之，辄有所兴起。”《陈克斋集》还收录有《白鹿洞讲义》二则。一则为更畅义利之

辨，另一则为言仁。

嘉定十四年（1221），知军黄桂又重建礼圣殿，增建三门，又以没人田置西源庄学田。次年秋，胡泳又合洞中士友“七十有八人”会讲，举酒枕流亭，作《枕流桥题志》。

由于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曾请吕祖谦作记和请陆九渊讲学，因此，白鹿洞书院与南宋另外两派理学联系密切。尊奉陆学的袁甫，浙东陈傅良的弟子吕冲之，在他们任职江东、南康时都对白鹿洞书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绍定六年（1233），江东提刑兼提举袁甫重修和增建白鹿洞书院，并自撰《重修白鹿书院记》和《白鹿书院君子堂记》。他先后聘朱熹弟子张洽与偏向陆学又主张和会朱陆两家学说的汤巾，主持书院讲席。《宋史·张洽传》载：“袁甫提点江东刑狱，甫以白鹿书院废弛，招洽为山长。洽曰：‘嘻，是先师之迹也，其可辞？’至则选好举之士日与讲说；而汰其不率教者。凡养士之田乾没于豪右者复之。学兴，即谢病去。”

丫淳佑元年(1241),理宗赵峋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大学生。此后，这个揭示被摹写，抄录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之中，使之成为共同遵行的御颁的“指导方针”。

南宋末年，绍定间知军左膺午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有诗集行世。淳佑间知军陈洽亦在此讲学，并有增建。淳佑十年（1250)，祁门方岳知南康军又整顿白鹿洞书院规制，祠祀各“名贤”聘任堂长，印造“先正”书传。他所留下的诗文，保留在《秋崖集》和白鹿洞书院志书之中。淳佑间知军陆德舆亦有所建置，景定元年（1260），知南康军陈淳祖又与洞正陶一桂等集诸生数百人会讲白鹿洞书院，在枕流桥《桥南题志》中记有其事。另外都昌刘云龙，景定二年进士，以吉州判致仕，授徒讲学于蒲溪义塾，亦被聘任为白鹿洞正同治《都昌县志》）。咸淳间又有上虞刘汉传知南康军，创白鹿洞贡士庄田。

2.白鹿洞书院的设官

南宋理宗后期曾给一部分书院的山长授以官职，或者选派一部分官吏充当或兼任书院山长。对此，白鹿洞书院并不例外，可惜因史籍散失，只能在地方志中找到记载：星子进士郭炳文曾出仕“国子典簿，白鹿山长”（同治《星子县志》）。这种出仕的山长，不再是聘任的儒生，而是朝廷的“命官”了。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曾向朝廷提出在书院设置洞主官员的建议，终于在理宗时代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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