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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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９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及各大区负责同志从汉口同乘“江峡轮”向九江进发。这么多的领导同志同船共渡，源于毛泽东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１日上午的一个电话提议。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１日日记中写道：“主席已到郑州，来电话提议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地点在庐山，征求常委同志意见，１２时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同意主席提议，并决定我后天先去庐山。”
    ６月２３日晨，杨尚昆乘坐飞机到达江西省会南昌，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交代了任务，晚上９点半钟到达庐山牯岭。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前来迎接，杨尚昆亲切地称楼绍明“山大王”。楼绍明１９５３年５月从中南局调来庐山，１９５４年任庐山管理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开始环山公路建设，同时整修战争破坏的大小别墅和房屋。紧接着解决电的问题，开始用柴油机发电，１９５５年修电站大坝、水电站，庐山家家户户用起了电灯。当时中央、各大省及军队在庐山都建有疗养基地，疗养对象主要是各级劳模和有病的高级干部。
    ６月２３日晚，江西省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由江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方志纯担任这次会议接待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汪东兴、江西省委副秘书长袁立中、九江地委委员朱冰、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分别担任接待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接待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又分生活接待组、物资供应组、保卫组、交通组、通讯联络组、水电组、文娱组、卫生组，南昌和九江临时成立两个接待站，抽调了机关干部和放暑假的学生近千人接受各项接待任务。庞大的接待组织如军队上阵一样，迅速布置组建完毕。
    ６月２４日晚，汪东兴上庐山；６月２６日晚，方志纯上庐山。各个领导同志居住的庐山东谷主要别墅很快安排完毕。为了保密起见，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当时已知常委中陈云、邓小平不来）分别称为１组、２组、３组、４组、５组，安排在１８０、１２４、４４２（后总理要求改为４４６）、３５９、３４１。同时由庐山管理局出面，遵照上级部署内紧外松的原则，将庐山东谷片区的居民全部搬迁西谷居住。中小学（庐山当时辖１所中学８所小学）提前放假。（注释：此据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庐山接待档案资料）庐山行政区的管理区域，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５９年扩大了许多，山麓原来划归星子县和九江县管理的公社和垦殖场已全部划归庐山管理局。
    庐山上下的保卫工作随之全面铺开。方志纯、汪东兴解放战争期间都在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工作，七届二中全会全方位（包括防空降兵）设防，方志纯曾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立过功。庐山会议的保卫工作，这两位“老保卫”首先安排全面清山，沟沟洼洼大小道路全部做了清查，连日本占领庐山时扔在半山坡的一颗手榴弹也被清查出来。山道上虽没有设岗，６月底沿途已设流动便衣警卫，同时停售九江到庐山的汽车票。６月２８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上山。６月２９日，江西省省长邵式平上山。
    在庐山进行精心准备之时，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倡导人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武汉，６月２４日乘专列由罗瑞卿、王任重陪同，经岳阳到长沙，住蓉园。６月２５日傍晚６点３０分，毛泽东回到了阔别３２年的故乡韶山，陪同者除了形影不离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外，还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在韶山住了三天，６月２７日傍晚，毛泽东回到长沙。在长沙蓉园接见了杨开智、周世钊、李淑一等多位亲友，一起合影留念，和李淑一——杨开慧当年的同窗挚友单独合影。
    ６月２８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武汉。路上，毛泽东要同去庐山的罗瑞卿、周小舟、童小鹏，先到湖北农村搞几天调查，比较一下湖北、湖南农村情况。６月２９日下午，毛泽东从汉口乘船到九江。６月３０日上午乘坐高广江开的吉姆车上了庐山。
    据１８０（河东路１８０号别墅，即美庐别墅）“１组”生活管理员余宝山（时任庐山管理局交际处交际员、党支部青年委员）当年日记记载，他是６月２６日中午接到庐山交际处刘子平处长“迅速来处报到，另行分配工作”的电话，下午即到河东路１８０号别墅打扫室内卫生。６月２７日中央公安部的李处长来庐山亲自召开各区管理人员会议，布置了具体任务和要求。６月２８日、２９日紧张地等待毛主席的到来。６月３０日上午１０时许，三辆小车停在１８０门口，毛泽东从第二辆小车上走了出来，工作人员一个个惊喜得不知所措。南昌第一医院调去做服务员的任金娥，到１８０已两天了，一直听说要来中央首长，到底是谁，不许问，她内心想的盼的就是毛主席到来。当毛主席真的来到眼前，她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傻愣愣地红着脸站在１８０大门口，连最简单的问好也不知道说了。只见毛泽东笑呵呵地走上台阶，说“大家辛苦了！”不分男女老少，主动和每一个工作人员握手，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在旁简单地介绍。毛泽东宽厚的大手递出了多少温暖和关怀啊，毛泽东脸上那么亲切慈祥的笑容，感染得１８岁的任金娥眼泪唰地流下来了。毛泽东是一位具有不可抗拒个人魅力的人民领袖，他发自肺腑和普通劳动人民完全平等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笑容像阳光雨露一样亲切和珍贵，使每一个见过他的人，心里由衷地感到温暖和幸福。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身边服务员有任金娥，郑仪修，管理员余宝山、炊事员廖济标、小车司机高广江等，事过４０多年后，回顾当年情景，仍激动异常。
    毛泽东在杨尚昆、汪东兴、楼绍明等同志陪同下直接上了１８０别墅二楼，走过客厅，紧靠客厅的是毛泽东的工作室兼卧室。工作室、卧室合二为一，是毛泽东一直保留的战争年代生活习惯。汪东兴向毛泽东介绍：“这间原来是蒋介石的起居室。”“哦”，毛泽东神情盎然地说：“哦，久违了，蒋委员长，我来了！”毛泽东的幽默赢得一阵畅笑。１９４５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看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久违了，毛润之先生。”想不到１４年后毛泽东踏进美庐的第一言，竟是这么一句，针锋相对，轻松幽默，四两拨千斤，与人与史太多的内涵和回味。
    毛泽东落座，笑着问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你这个父母官，知道蒋介石在这屋子里住了几多年呵？”楼绍明胸有成竹地说：“十几年吧。蒋介石每次上庐山都住在这里。”“那么肯定，不见得吧，”毛泽东呵呵一笑，“庐山方志找一些我看看。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朱熹到南康军（庐山南麓）做官，下面人夹道迎接。朱熹问，哪个带来志书借我一看。我们不能连古人都不如。”
    大小领导不好意思地“呵呵”，楼绍明连忙下楼打电话给江西省接待办。办公室文娱组组长林铁（时任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接的电话。他立即派工作人员殷荫元去庐山图书馆借了一套吴宗慈１９３４年编纂的《庐山志》１２卷送过来。
    下午，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省委书记方志纯等人一起来探望毛泽东，毛泽东吩咐还要借些地方史志。邵式平在江西省领导同志中文化程度较高，１９２２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大钊培养和发展的共产党员，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长征到延安后曾任陕北公学教务长等职。此时一听毛泽东还要庐山书，便亲自到庐山图书馆去找。
    解放后庐山图书馆馆址，早已从民国时期的火莲院旧址迁移到河东路口。原庐山图书馆是一座宫殿式三联体两层石砌建筑，１９３４年动工建造，馆前１０亩坪地，左右两座石桥，工程由杨荣猷营造厂承包，历经一年，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５日举行落成典礼。次年７月，陈布雷和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组成了征集图书委员会。陈布雷带头捐了父亲在北平的遗书一百多箱；蔡元培转赠故宫博物院《宛委别藏丛书》；陈三立也捐献了不少书，方志学家吴宗慈将修撰《庐山志》所搜集的庐山方志、别集、笔记、诗词全部捐献给了庐山图书馆；熊式辉捐了一套《万有书库》；各界踊跃捐书成为庐山一时盛事。庐山图书馆开办之初仅各种各样的庐山地方志就不下数十种。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８日庐山沦陷，庐山图书馆沦为日本侵略军的临时军事仓库，珍贵书籍洗劫一空。到日本投降时，名闻遐迩的庐山图书馆仅存中外书籍６２１８５册，和庞大的馆址不成比例。解放初庐山图书馆藏书虽时有增添，然而善本书一时难以恢复鼎盛时的规模。馆长拿出几套《庐山志》，向邵式平汇报了前因后果。邵式平认真看了看目录，和馆长商量：“再拿一套吴宗慈《庐山续志稿》给主席，你看行不行？”邵式平是问书的分量够不够。  
     馆长点头。邵式平双手接过一摞线装书，亲自送到了１８０大门口警卫室。毛泽东当晚一一翻开各种版本的庐山志对比浏览，吴宗慈的《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不得不看。很快庐山的历史风雨和牯岭街的来历了如指掌。
    开会数日，很快到了星期天，那是１９５９年７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天休会。上午，１８０别墅寂静无声，毛泽东办公一夜，睡梦正香。一直到中午，毛泽东起床吃了早饭，田家英喜滋滋地从１７８别墅走了过来。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像大孩子一样，顽皮地笑了：“我刚刚了解清楚，董老、谢老、林老上午花径、仙人洞一游。”
    毛泽东充满魅力的笑容挂在了嘴边：“那么，我们下午坐车到仙人洞一带转一转吧。”“好啊！大家早在等待主席这句话。”田家英喜形于色。果真，一下子来了不少人，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汪东兴以及杨尚奎、楼绍明等地方领导不一会都来到１８０院子。汪东兴当时已下放到江西省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庐山会议抽调他负责毛泽东和江西省接待委员会之间的事务性安排。这时立即通知了毛泽东在庐山的小车司机高广江和贴身警卫。司机高广江１９４９年２月参加四野四十八军，１９５６年３月由江西省军区调到江西省委，杨尚奎点名要高广江做他的警卫秘书兼司机。这次毛泽东上山开会，司机由地方提供，江西省委最后挑选上高广江给主席开车，杨尚奎只好割爱了。
    那天高广江开车，汪东兴坐在副驾驶座，毛泽东习惯性地坐在后座。后面还跟着三四乘车，坐着“秀才”和便衣警卫等人。从锦绣谷上来到仙人洞环山公路只两里多地，楼绍明的小车突然另有他用，见其他车上坐得挤，准备开动“１１路汽车”走到仙人洞，被汪东兴发现，大喊：“山大王，上车上车。”毛泽东听见了，转头一看是楼绍明，笑道：“不要叫山大王，叫山长。”一行人都笑了，楼绍明“山长”的称号就此传开。几辆小车转眼工夫到了仙人洞，汪东兴替毛泽东拉开车门。毛泽东挺胸背手，大步向前，把汪东兴这个特殊身份的讲解员兼导游甩开了好几步。
    仙人洞就在路口不远，秀才们熟悉吕洞宾和周颠仙人的传说，可谁也不敢班门弄斧，只是静静地跟在毛泽东身后。毛泽东双手一背，第一眼注意到李烈钧“常乐我净”的摩崖石刻，那是１９３４年９月，这位辛亥革命元老游历仙人洞时所写。毛泽东告诉随行人，这四个字包含佛经的四句话：“观法无常”、“观苦是乐”、“观相无我”、“观身无净”，把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常乐我净”了。毛泽东的母亲信佛，看的佛经不算多，却记得滚瓜烂熟，张口就是文章。 （马社香）

来源：人民出版社出版《庐山档案》